第(2/3)页

    “杀人者皆属‘生蕃’，故且置之化外，未便穷治。日本之‘虾夷’，美国之‘红蕃’，皆不服王化，此亦万国之所时有。” 毛昶熙还是知道些外国事务的，只是他的观念依旧是天下观。

    “人命关天岂可……”副岛种臣还想据理力争，但却被柳原前光从背后拉了一下。副岛种臣话说了一半，便给副手叫停了，只能向毛昶熙告辞，退出总理衙门商议。

    “清臣所言并非正理，何不据理力争？”副岛种臣还是很实在的，所以退出总理衙门之后，在大街上便质问起了柳原前光，反正中国的大街上也没人听得懂日语，他们也不用担心保密的事。

    “生番化外，未便穷治！番地不受清国管制，便不是清国的领土，我们和他们浪费什么口水，自去征讨生番便是了！”柳原前光直接曲解了毛昶熙的意思，把不好管，直接给解释成了管不了。就凭着这么一句话，就把台湾东部的领土给弄成无主之地了。

    柳原前光的这套歪理，也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，也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——同治六年二月，美国商船“Rover号”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，登岸人员为当地“生番”所杀。美国驻厦门领事威尔逊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，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，即提出了当地土番“非归王化”的说法。

    威尔逊自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，责备道：“两百年来，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，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，由西岸以至东岸，逐步扩张，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，西岸的居民，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，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，且成为台湾官府的*品，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，违者则严行惩治，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，实毫无依据。”

    交涉此事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、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，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：“生番之地，鸟道羊肠，箐深林密，自来人迹所罕到，亦版图所未收。我朝设土牛之禁，严出入之防，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，用意固深远也。”

    这些深受中国传统“天下观”熏陶，而对近代世界“领土主权”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，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，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：“特以人非华民，地非化内，克日图功，万难应手，准理度情，洋人亦当见谅。”

    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。会商之后，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，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，特意强调了台湾“生番”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：“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，其地究系中国地面，与该国领事等辩论，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，以致洋人生心”。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：一、台湾“生番”地区属于“中国地面”，是中国疆土无疑；二、“生番”未归“王化”，中国法律无法管辖“生番”。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，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。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“领土主权声明”；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“天下观”。

    在传统的“天下观”体系中，总纲乃是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。自中心向外辐射，依照“开化”程度的不同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。依次包括：世居其地，为国守疆的番、苗、夷及地方土司；代守门户、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；藩属之外，则是未知之地。其经典描述则是：中国居天下之中，四夷居天下之偏。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“天下”、同居“四海”。这种“天下观”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，一切视“文明开化”程度而定。
    第(2/3)页